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组织体系的重要链条、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实践。深入研究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提高机关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主要阶段

　　从中共中央落脚陕北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是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阶段，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党建工作进入“恢复阶段”。1927年，五大党章明确提出党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党支部建设的问题。1928年中央机关成立由邓颖超任书记的中央机关直属支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党总支和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相继成立，机关党的建设逐步展开。长征期间，由于流动性太强加之斗争极为严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苏维埃政府各部一再精简压缩，机关党的工作无法再维持中央苏区时期那样完整、独立的组织形态和工作系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之后，伴随苏区环境渐趋稳定，机关党的基层组织恢复工作加快。中共中央先后召开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三个极为重要的会议，张闻天、毛泽东等直接指导中央机关党的建设工作的恢复、政策的调整。比如，毛泽东直接批准经过长征的陕甘支队和红25军官兵免除候补期的党员发展工作；在财政状况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恢复津贴，尽力照顾干部战士。

　　从抗战全面爆发至1941年，这是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第二个阶段，进入以组织扩大和巩固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其中，以《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为标志，1937年至1938年是以组织扩大作为中心的阶段；以《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为标志，1938年至1941年是以组织巩固作为中心的阶段。在此期间，机关党的工作依托和依靠于组织建设“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的总体部署，有力推动了我们党在很短时期实现党员数量的大发展，确保了党的组织纯洁性以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在党员发展工作、党内教育工作、加强支部建设以及进行生产运动等方面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比如，中央直属机关在王首道的直接带领下，敌工委、组织部、财政经济部、职工委等在生产运动中成为各界公认的“劳动冠军”。

　　1941年至1948年，这是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第三个阶段，进入以思想武装和政治淬炼为主要特征的“提高阶段”。1941年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成立。在党中央领导下，灵活调整工作的体制机制、政策策略以及方式方法，紧紧围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等中心工作开展机关党的建设工作，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得到了很大提高。党的七大以后，按照七大党章的规定，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群众组织领导机关里，普遍建立了机关党的基层组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经过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锻炼，中央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发展民主集中制，形成健康的党内政治氛围，在党员干部中形成了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作风，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经历党内政治实践锻炼、具有坚强党性修养、本领高强的党员干部，为延安时期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主要经验

　　1.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延安时期，“两个先锋队”的政治性质和“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决定了机关党的建设必须既要从政治上看，又得从政治上抓。无论是毛泽东等在延安窑洞里统筹规划江河淮汉之间的抗日斗争，还是军书交驰、戎马连跨转战陕北时期靠 “嘀嗒、嘀嗒”的电台号令全军，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机关党的建设越是牢牢抓住政治建设这个根本来开展工作，如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党的根本宗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党中央核心、维护权威，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从中央的政治巡查到地方开展的政治检查，有力地保证了正确的路线迅速在全党贯彻。正是靠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高度重视政治建设，才能确保在战争年代党中央指挥全党则如臂使指、号令全军则令出如山。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史一再证明，必须遵循以政治建设统领机关党的建设实现党的建设整体性提升、整体性进步的建设规律，始终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来谋划机关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牢牢抓住党的政治要求开展机关党的工作，从而把“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这既是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是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2.以思想建设为根本

　　延安时期，机关干部队伍中知识分子多、青年党员多、新党员多的构成特点，决定了机关党的工作必须靠思想理论教育带动实现“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的整体目标。在学习对象上，有针对性地抓领导干部、工农干部和年轻干部三个干部群体的培养教育，安排不同的重点学习内容，如推动机关领导干部学习哲学；在学习方式上，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门、各支部青年干部、知识分子、党员干部通过开展对照检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各级党员干部形成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上的党员干部以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以学习理论提升党员的理想信念，以调查研究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据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探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些生动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进一步深化理论武装、切实提高理论素养和学以致用能力的历史见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封闭的、静止的教条，而是开放的、发展的和实践的理论，批判的武器要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才能释放出“武器的批判”的力量。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必须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紧紧抓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结合机关党员干部的特点，不断加强思想理论武装工作，推动机关党的各项工作。

　　3.以组织建设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严密的坚强的组织体系。紧随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围绕党的政治路线的调整，依据党的大政方针的变化，伴随着党的政治路线调整，及时地重置机关党建的组织资源、灵活设置组织体系，以此切实、具体、自觉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是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

　　理论自觉的力量展现在实践斗争之中。延安时期，中央直属机关加强支部、党小组等基本组织建设，不断摸索发挥基层党组织教育、管理、监督党员作用的好做法。如以支部为单位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明确党员标准、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员考核、清退不合格分子，建立支部经常性会议、组织生活、工作制度等。灵活组织设置，严密工作体系，在机关生产运动中，中央秘书处、宣传部、干部教育部、敌区工作委员会、组织部、统战部等部会及马列学院、鲁艺等学校共十一个单位成立一个直属于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总生产委员会，各伙食单位成立生产委员会，具体分工管理耕牛、肥料、种子、劳动组织、耕种教育，同时以行政工作的部门组织专门的生产队、班、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严密坚强的组织体系始终是党的建设包括机关党的建设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要遵循这一要求，坚定不移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既要确保组织上的覆盖面，又要激活其整体功能从而真正有作用、有作为，这些既是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实践留给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经验，又是延安时期留给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命题。

　　4.以制度建设为保证

　　自建党之初的第一个党纲，中国共产党人就强调纪律、注重纪律建设。长征期间，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更是深刻地警醒中国共产党人。因此，早在苏区党代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明确提出，“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1938年之后，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多、党组织覆盖面扩大，为进一步巩固党，毛泽东更加重视党内制度建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四个服从”，倡议“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据此，六届六中全会制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中央各机关和各级党委的工作任务、权责范围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标志着党内制度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刘少奇、陈云等围绕如何更好地改进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等问题，先后发表《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组织工作与领导方式》等一系列文章，这些理论认识从组织原则、领导方式、工作制度等不同方面深化了民主集中制，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实践提供了丰富理论资源，为机关党的建设尤其是制度建设提供了正确建设框架和明晰发展路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运用并贯彻到政权建设和群团建设中，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中影响到了国家、社会和民众的政治传统、政治基础和政治导向。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制度建设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了制度建设事关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和力量优势的具体发挥与转化，是确保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统筹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根本性政治要求和重要保障。

　　5.以作风建设为引领

　　在延安整风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延安时期机关党的建设始终注重作风建设这个突出问题：各级党组织通过综合运用实践教育和理论教育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根本问题，注重紧扣党的根本宗旨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比如，抗大一分校不是抽象地讲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把地主过年的光景和群众饥寒交迫的生活变为教育的现场；在党群关系上，群众宁肯自我牺牲也要保护共产党和子弟兵，才有了“咬牙干部”宋任穷在冀南熬过抗战最难的阶段。延安时期，中央直属机关、各部队注重时事政策教育，尤其是联系历史、联系工作、联系自身开展理论教育。如八路军两次调训李德生参加129师轮训队，他在晚年追忆这段学习经历时感叹真正“达到了边打仗、边总结、边提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目的”。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李克农这些高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则让当时进入延安的知识分子、青年党员切身感受到党性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重要论断，从而把作风建设上升到党的本质属性的高度、党的建设的内在机理的深度。延安时期机关党建中狠抓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新时代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的实践路径和目标靶向等重点问题，紧密结合新时代新特点新要求，围绕党员干部构成新实际和社会思潮新动向，努力在机关党的建设新熔炉中引导党员干部摆正个人与组织、党与人民等多重关系，锤炼过硬本领，永葆坚强党性。